分论坛第六场由云南大学新闻学院韦平老师主持，来自清华大学、四川大学、辽宁大学、河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成都体育学院、河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兰州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的12名教授出席了本次会议。
陈昌凤教授
清华大学的陈昌凤教授以《日常生活与跨文化传播：美食与中国文化》为题，从新技术变革和日常生活的交融展开了讨论。探讨了媒介化是如何重塑传播，尤其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实现跨文化传播的。
首先，陈教授讲述了新技术驱动下的媒介化给日常生活带来了深度的文化融合，其中就包含了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融合。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说，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它带来的影响有时候是意想不到的，其中非常著名的就是美食文化方面的交流。大概从上世纪70年代外交解冻后，中国华人餐馆在纽约以及美国迅速大为流行，而这种美食文化的日常交流，效果可以说是非常显著，甚至缔结了更深层的文化以及政治关系。
随后，陈教授还列举了一些其他例子，其中提到了BBC一部专门讲中国美食文化的记录片，该纪录片从美食文化中抽象了中国的传统符号，从而让这种新型的交流符号进入到了一个跨文化的语境之中，实现了美食文化的符号传播。最后，陈教授总结说，讲好国际故事，就是处理好人与媒介与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即重视共同的经验和文化，重视新技术时代媒介的特性和重视人的主体性。
蒋晓丽教授
四川大学的蒋晓丽教授以《新时代国际传播融合实践三阶论》为题展开汇报。蒋教授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切入点，提到了在新时代下国际传播的场域中，国际传播实践应该转移为一种更富见地的融合的一种倾向。
蒋教授提到的三阶论中的第一阶是指融合新技术，底层逻辑就是技术与信息的融合。第二阶是融汇新议题，针对全球性的议题达成基本共识，以作为串联其他国际交往要素的一个核心链条。第三阶则是融通新文化，就文化互借性与文明新形态展开探索。
其中共识性是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基本原则，比如说全球的经济发展、气候的治理、扶贫减贫，还有网络空间的建设等话题，都可以导向议题的共识；还有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它也可以构成理念的共识；还有和平共赢，则可以指向手段的共识。总之，秉承和而不同、寻求共识的传播理念，借助于网格化的平台与广大的个体、政府和传播主体形成一个三者之间的全球性的有机的互动。
程丽红教授
辽宁大学的程丽红教授以《国际传播研究与学科建设》为题展开了分享。程教授提到，目前的国际传播研究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但总的来看多是集中于怎么往外走，即我们在对外传播中是怎么提高传播的内容、传播的形式和传播的技巧，但这还限于道与术，策略与路径层面的探讨，且有关国际传播的理论探讨，基本运用的也还是西方的话语。
但国际传播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单边的，而应当是双向的。不过就我们目前的国际传播研究来看，大多由于单向度的文化流动，还着力于解决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国家形象如何塑造，而缺少了双向的对视研究。所以程教授提出，我们应当在对视研究当中摸索国际传播的科学路径和方法。
最后，陈教授总结到，探讨历史、回望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今天。国际传播研究目前就还缺少一个史学的视野，而研究历史在国际传播中同样具有独特的当代价值和战略意义。我们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史料库探讨史学，这也为我们日后的研究提供史料基础。
韩立新教授
河北大学的韩立新教授以《批判能力培养及其知识建设——基于1943年宣传反击战的思考》为报告题目做出了分享。韩教授结合二十大学习材料阐释了新闻舆论批判能力的重要性，认为在世界百年未来之变局的背景下，传播的不确定性增多，批判仍是战胜风险及外部对抗性势力的方法和力量之一。由此，他建议新闻传播学科要进行批判能力培养的知识建设。
他在学习和回顾了1943年宣传反击战的历史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如何运用批判的方法促进事业进步的一些重要论述后，认为批判是媒体有战斗力的体现，批判精神和能力的培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并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从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学习批判能力，将批判能力培养与理想信念教育相结合；二是中国式现代与国际交往原则，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目标，放眼世界，在复杂的国际交往中辨别航向；三是中华文化的“和原则”与“科学原则”相结合，向世界呈现中华文明“和实生物”的文化魅力。
姜飞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姜飞教授以《传播九连环理论与国际传播致效》为报告题目，首次提出了国际传播的九连环理论，通过九个概念（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认知、态度、行为）全面再现了传播过程，从人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转换，从均质文化向异质文化传播的转型。传播的开始伴随着每个体自我身份在传播场景下的逐层唤醒，传播要素作用于人特定的感觉、知觉，进而勾连个体知识储备中的概念，推动形成基本判断，演绎形成逻辑推理，结果是，或者激发既有的记忆（感同身受），或者建构新的表象（涟漪效应），建构人内传播致效的通道。深度传播的结果是会从信息传递（接受）演变成知识生成的过程，重构受众既往知识储备的同时，修订认知层面的机理，转变为特定的态度，进而形成与之相匹配的行为。这就从人内传播向大众传播打开了通道。上述这样的过程跨越异质文化语境，就会形成国际传播新的九连环联动，就会形成国际化的舆论认知，态度和行为。所以跨文化的传播就需要从人内传播的6个范畴向国际传播的9个范畴进行全面激活，由此形成国际文化转换语法，实际上就建构了国际传播生态文化的一个大循环，也就是文化借助了这样的一个九连环来运转，实现国际传播致效通道。
姜教授还提到每个人都同时拥有多元身份，这些身份同时客观化存在，构造了文化边界的多重性，而文化边界的差别化呈现取决于身份意识的客观性匹配、主观性辨识、语境化强弱。
最后，姜教授总结了国际在认知层面的九连环就和我们具体的现实的传播场景即物理边界性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而国际传播致效也需要在九连环理论指导下跨越文化边界进行组合。
石磊教授
成都体育学院的石磊教授立足于我国体育文化不断发展的背景做出了《体育文化与体育国际传播》的汇报分享。
首先，石磊教授提到发展体育文化是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体育文化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体育的国际传播有了些成效。如武术、龙舟、健身气功等中华优秀传统体育项目走出国门，受到世界人民的关注和喜爱。但是我国体育文化与国际传播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有起步晚、底子薄、项目水平不足、项目推广度不高等客观因素，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缺乏“讲好故事”的能力。
所以，石教授总结到要加强我国体育文化的融合传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构建中国体育话语和体育叙事体系，展现中华体育精神；第二是创新国际传播方式，通过新形式、新手段、新途径讲好中国体育故事、传播中国体育好声音；第三是拓展国际传播渠道，优化国际传播整体布局。
王鹏飞教授
河南大学的王鹏飞教授以《国际书展朱宾国：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一种模式》为题做出了分享。首先，王教授讲到书展主宾国模式是指国际书展主办方经过选择、沟通、在已申请国家中确定某一国家，以该国，尤其是该国文化为主题进行宣传。相对于一般国家，主宾国作为主要展示国家，空间大、时间长、层次高、内容丰、影响远。而以我国为主体的书展主宾国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我国作为“主人”的主宾国，即我国的国际书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置主宾国；二是我国作为“宾客”的主宾国，即我国担任各国际书展主宾国。
接下来，王教授列举了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主题馆、伊斯坦布尔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展馆等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向大家展示了在国际书展中中华文化输出的景象，也进一步解释到主宾国的这种模式，对我们对外传播的一个巨大意义。
胡易荣教授
四川大学的胡易容教授以《“文明冲突”的悖论从“道”与“罗各斯”的偏倚看跨文化传播》为题展开了分享。胡教授以“传播”本质上即是跨越和祛蔽引入跨文化传播的困局。从文明与文化冲突向度的差异辨析了当今国际冲突的“非文明”维度。
接着胡教授充分列举了例子来做进一步的阐释，他讲述到要明晰文化与文明的差异，一方面是要走出东方主义的文化猎奇传播，另一方面是要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做好探索衔接点。
最后，胡教授总结了一种历史维度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平等的文化差异论，而不是以一种自我东方主义式的奇观的差异，要反思“符号达尔文主义”的单线性逻辑，揭示文化符号演化的复杂性和多线条性。
侯迎忠教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侯迎忠教授以《智能时代国际传播效果评估要素初探》为题目，从三个方面做出了分享汇报。首先侯教授谈到了国际传播项目研究的源起与现状，在当今背景之下，国际传播效果研究应该说是从学术界到业界都形成了一种热潮，但这种热潮可能也可以更早地推到21世纪初期。
其次，侯教授谈到智能时代国际传播效果评估的转向，主要是评估主体、评估对象、评估指标、评估方法、评估范围多方面的一个转向。最后，侯教授提到了智能时代国际传播效果评估的关键要素，总结了核心要素就要看是否达成用户在接触、认知、态度、行为、互动、粘性等方面的转变。
李娟教授
兰州大学的李娟教授以《自我与他者：国际传播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视角》为题展开了学术分享。首先，李教授从自我的根本性坚持与他者性的利己性强调出发，指出要从生理的来源、心理的来源和社会文化的来源三个层面进行剖析，提到了人与人之之间的竞争性应该来自于基因、进化和认识的共同作用。然后，李教授谈到了西方中心主义中“自我与他者”的现代性表达。李教授概述到，西方中心主义也就是符号化的“自我与他者观”，正在指导着包括国际传播在内的国际交往规则。
最后，李教授讲述了“自我与他者观”的再阐释与共建构，总结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际传播的志向是乘风破浪、与时俱进，中国的国际传播战略应该聚焦双方的共同利益，尽可能推动自我与他者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的双重融合。
金星教授
云南民族大学的金星教授以《广告的叙述转向与讲好中国品牌故事》为题，从广告的角度做出了学术分享。金教授首先从广告研究中的技术操作和原理性的悖论展开讨论，讲到广告追求市场效果，而非是以审美为主导的实践，广告的曝光率和记忆度并不等同于广告效果，既成事实的总结，在逻辑的严密推导和理论深度上还存在局限，在广告指导和预测作用上同样受限。
接着，金教授讲到了广告的叙述转向，叙述实际就是讲故事，讲故事又可以说是修饰。当代广告讲故事就是以多媒介文本的修辞或者说符号修辞来实现的。
最后，金教授总结到，符号消费的关键是广告。广告创造了供普世意义的消费者接受的符号，由此推动了品牌的国际传播，而品牌的国际传播承担了更为广泛的跨国、跨文化的文化联系与对异文化的想象功能。未来世界对中国的想象一定是来自中国的品牌与广告，广告的叙述转向也为树立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承担着义不容辞的任务。
吴来安教授
安徽师范大学的吴来安教授以《广告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源起、现状与反思》为题进行了分享。吴教授首先谈到了研究的源起，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见之大疫情”相互交织之下的国际局势复杂动荡，不确定因素激增、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呼声在全球升温。在此背景下，国家形象的树立，变得异常紧迫，事实上，国家形象问题也一直是中国“最棘手的战略难题”，亟待寻求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
而广告作为一种“劝服性的非人员信息活动”能借助其灵活、多元、凝练的信息要素组合，迅速打破不同国家因语言、习俗、信仰等差异所造成的诸多壁垒，快速适应信息传播技术影响下全球传播生态，因此被很多国家用来作为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媒介，成为国家公共外交的手段之一。接下来吴教授也列举了诸多实例展示了广告在国际传播中提升国家形象的作用与效果。
最后，吴教授总结到目前仍需重视部分广告所表现出的文化同质、文化折扣、文化传播效果不足等现象，需“提炼兼具个性与共情的文化符号、增强传者与受者间的互动沟通、重视差异化与精准化的文化传播”，才能更好助理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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